有一年跟妈妈的朋友吃饭，在座有一位长辈讲起他父亲的故事。抗战时期的老地下党，送一份重要文件被盯上了，和同志分开跑，同志钻的玉米地，猫着腰跑，他走的那条路庄稼很矮，为了隐蔽只能跪着跑，一路膝行，文件送到的时候膝盖都看见骨头了。冀中平原的事，驴火真的好吃。

其实那时的人也未必都是亲历者，我奶奶三十年代初生在东北，童年时期上过几天日本人办的扫盲班，认识一些字，还会说几句日语。赶上了共荣政策，没挨过打骂，身边似乎也没有遭难的。但提到日本人，她还是说：呸！

差不多是同一时间，爷爷的爷爷一共三个儿子，一个当了伪火车站的站长，一个是我爷爷的父亲在读书（九一八之后大学被日军改成飞机场了），另一位是地下党，抗日牺牲了。

也有一些时刻，会突然觉得那些事离得很近。前两天帮同事校对书稿，有一张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外籍女教师桑美德在北京家中读书的照片，标注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。那是她在燕南园的寓所，阳光很好，摆设精致，大铜瓶里插满鲜花，脚下睡着一只毛乎乎的狗。我跟同事说：时间标错了，应该写三十年代，因为她1941年就被日军抓走了。

的确没亲身经历过，可是我从小都有认真上课，写过许多篇在烈士陵园朗诵过的诗，用皱纹纸折小白花也折得很好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