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诚北平七日，相关解释见 第一章 及文后说明。

二、

一只手提箱是从上海带来的，放随身物品和文件，阿诚在成衣店隔壁又买了一只大而轻巧的藤箱，放两人的衣服。冬衣沉，装好之后明楼从内间出来，拎过来掂了掂重量，阿诚就让他一直拎到车里了。

“不沉吧？”阿诚笑着问他。

“有一点，”上车之后明长官问，“你都买了什么？”

阿诚说：“最厚的。”

明楼问：“枪呢？”

“飞机带不了，”阿诚答，“我打听过了，这一路会经过不下十道检查，到北平找一支吧。”

气氛在这样简单的对话里突然凝重起来。

明楼摇下一半车窗，仿佛在看外面的街景，小贩的叫卖声和冷风一起灌进来，他的声音也抓住了一点糖粥藕的甜味，虽有些严肃，却仍然显得和平日一样有温度。

他说：“组织也有任务。”

阿诚手握方向盘，微微欠起了身子，如一张悄悄开始蓄力的弓。车拐了个弯，慢了下来，风里的甜味渐渐淡去，换成牛肉锅贴和鸭油烧饼的勾人香气，甚至有卖茶叶蛋的小女孩试图敲车窗玻璃。明楼敲了敲阿诚的肩膀，要走一张零钱，继续道：“见机行事。”

阿诚微微一愣。

后座的明长官已经开始剥茶叶蛋的壳了，阿诚很快明白，问他买了几个。

“有你的。”后视镜里的明楼举起手里的三个蛋，还用指头一个个点了一遍。

意思是有三个人在暗中跟着。

阿诚看见了，把车开到路边停下，顺着来路跑回去，过一会儿端了一碗糖粥回来，说：“也有你的。”

明楼用勺子，阿诚直接就着碗喝，两人在车里迅速分吃了这顿热乎乎的有点迟的早饭。出来时在汤山别墅吃过西餐，冷冰冰的分量又少，买完衣服又饿了。阿诚几乎觉得自己已经有点想家了，虽然他们才刚刚离开一天。

“北平的豆浆油条不知道好不好吃，”明楼指指外面的摊位，“南京的就好像不如上海，还是家门口李伯的最好，谁也及不上。”

阿诚放下碗，又下车给他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豆浆，“看着还不错，尝尝吧。”

“要加糖。”明楼说。

“加了，”阿诚笑，“是桂花糖粉。”

这不是开桂花的季节，两个人却由此聊起了桂花茶和桂花点心，直至回到宿处，再坐政府的车到机场，谁都没有再提跟任务有关的一个字。

因为之前他们已聊过了一整夜。天明时明楼拍拍枕头，要求阿诚睡一个小时，他自己却不睡，阿诚问他怎么办，他也说见机行事。

抵达南京之后，明楼去赴陈则民的宴请，而阿诚只来得及传递出消息，就被送到了汤山别墅。自此两个人的行动全部处于严密监视之中，阿诚不用回头，就知道会有人问卖糖粥和茶蛋的人，自己跟他们说了些什么。

好在两人之间的交谈不受限制，好在成衣店的联络点第一次启用，并未引起怀疑。

但他们仍然只得到了四个字的指示。

北平远在万里之外，不到一天的时间，能做的实在有限，没有那边的具体情报，没有情况说明，自然也没有更具体的任务，他们只能先行上路，见机行事。

前路渺渺，有些艰难。

明楼望着窗外发白的天光说：“没关系。”

不难要我们做什么呢，阿诚在他旁边翻了个身睡着。

南京万里无云，据说北平那边的雪也停了，飞机于下午两点准时起飞，中华航空道格拉斯DC-2型客机，准乘14人，机舱的空间有些局促，暖气还算足，坐在后面的陈则民已经靠在女秘书的肩膀上打起了呼噜。

陈则民快六十岁了，一副老派精英的行头，他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，在上海当过律师公会会长，苏州沦陷后出任地方自治委员会会长，又一路从维新政府教育部长做到江苏省长。

据明楼所知，他并不是一个沉迷酒色的人。

自然，这样的人对权、钱、色哪一样都不会松手，但这两天他表现得实在夸张了些，半夜敲明楼的门时就差把半裸的女秘书直接塞进来，明楼婉拒后，他的手又迫不及待地放回到女人的胸脯上。而此刻，他正在同机日本人的高声谈笑中睡得纹丝不动，不知是太迟钝，还是太有定力。

经过了机场的两重检查，飞机上升至平流层之后，第一轮机上检查刚刚完毕，阿诚表现得殷勤周到，主动出示证件打开行李，还礼貌地招呼着其他人。陈则民的箱子有三个，每个都很沉，他帮着拿下来又帮忙放好，借着来回走动的机会，观察了飞机上的每一个人。

陈则民醒了一会儿，又睡过去。

阿诚坐回到座位上，用尾指指尖在明楼的左手掌心写字。

据他观察，机上驾驶、机械、通信、服务人员共四名，全部都是日本人，乘客里有八名日本军人，是日本军特务部派驻到伪政府里的顾问及辅佐官，他们看似随意，但谈话中没有任何一个字与军政相关，听不出什么。原定一起出发的立法委员张桐另有公务，晚一天出发，剩下的六名乘客，除明楼、阿诚、陈则民及其秘书黄莺之外，还有昨夜自称在周佛海那里见过明楼的政府秘书，他叫娄明海。

明楼和阿诚对视了一眼。

这个名字实在太有趣，与其说是巧合，不如说是刻意为之。

阿诚也在他手心里写了个“化名”，又画了一个问号，最后一个点就点在掌心，微微有些痒，最后一排乘客上厕所时经过，饶有兴致地问：“这是在看手相？”

“在帮先生看姻缘线，”阿诚微笑，“先生的桃花运是很好的。”

明楼叱了他一句：“道听途说。”

“我看说得有道理，”那人笑，“这位先生的姻缘线深而长，多半已和异性有夫妻之实或是亲密接触，就差一个夫妻的名头啦。”

明楼问：“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
那人看出明楼不高兴，却全不在意，自我介绍说是中华航空上海支社财务课的课长，去北京述职的，阿诚陪着笑说了几句客套话，那人去完厕所就回座位去了。

明楼哼了一声。

阿诚唇角上扬，被明楼看了一眼，连忙低下头，接着往他手心写字。

两人通过这种方式交谈了一刻钟，彼此都觉得陈则民不对劲，娄明海是政府安排给明楼这趟北京之行的助理，而以省长的级别，不带随行人员，只带一个娇滴滴的女秘书，这实在有些奇怪。

正在这时，飞机遇到了颠簸。

手提箱放在阿诚脚边，随着飞机的倾斜滑到另一侧，有个日本人哈哈笑着用脚踩住，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些什么，阿诚只是笑了一下，系好安全带，没有理他。

直到气流过去，阿诚起身走到那边，蹲下身去拿箱子。

日本人仍然踩着不动，口中发出刺耳的笑声，他的同伴也跟着一齐起哄，日本服务人员靠在一边笑，完全没有帮忙的意思。

陈则民也醒了，却依然装睡，又或许他一直都在装睡，只是现在脸色不太好看了。

往常在政府里，日本人或许还会对他们假以辞色，但此刻飞机上只有他们这些人，哪怕是伪政府的高官，也毫无尊严可言。

人对狗，本就是不需要特别给予尊严的。

阿诚用手轻轻拉住了箱子的提手，用日语礼貌地说：“先生，请您抬一下脚。”

日本人看着他笑了几声，居然真的抬起了脚，然而他几乎是瞬间又把脚向着阿诚的手重重地踩了下去，却踩空了。

他都没有看清阿诚是什么时候收回的手，气急败坏之下，站起身一脚踢在箱子上，将箱子一直踹到了机舱的另一头。里面的文件乱七八糟散了一地，阿诚装作慌张的样子去捡箱子拾文件，明楼站起来，不动声色地往后看。

“你看！”黄莺叫了一声，陈则民也站了起来。

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

阿诚缓缓起身，往旁边让了一下。

所有人都看见，他身旁最后一个座位上，那个曾过来凑热闹看手相的华航课长，无声无息地从座位上滑倒，一只苍白泛青的手落在地面上，压住了一张写着“东亚共荣”的字纸。

飞机上死了人，经停徐州的时候费了好些功夫，宪兵警察一趟趟地来，然而最终只是告知大家那人死于心脏病发作，又把他们送回到飞机上了。

日本顾问们上了别的飞机，这架次上的空位补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。一路无话，到北平时已是深夜，华北政府成立的吴佩孚治丧委员会派了车来接，陈则民搂着秘书上了一辆，剩一辆给明楼、阿诚和娄明海。来吊唁的人多，政府的车不够用，这辆是车行雇的，司机穿得挺体面，却禁不住冷风吹着肚子疼，和一边拉大车的结伴上茅厕去了。

阿诚立在雪地里搓手。

北平是真的冷，冷到骨头里，机场外面是铁丝网与壕沟，探照灯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一片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风里有土的涩味，那味道也被冻硬了，硬生生戳进鼻孔里。

明楼坐在车里，阿诚上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：“看什么呢。”

阿诚说：“看雪。”

看这古都脏污的雪，与无尽的黑夜。

司机回来，车子往城里开，过一阵才见了灯光人声，北平没有上海热闹，巍峨的城楼在夜里只能看见黑黢黢的轮廓，日伪检查岗和原来租界的高楼交替出现，灯光一霎刺眼，一霎迷蒙，越发让人看不清来路。快到饭店门口时阿诚下车，也不拎箱子，先到街边小摊上买了四个糖火烧，站在背风的门廊下吃。

明楼过来，他分给他一个。

怕大哥吃进去太多冷风，剩下两个他又还给卖烧饼的老头了，老人冻得瑟缩，饭店的门卫正要赶他。

明楼捧着滚热的火烧，和阿诚两个，在北平的冷风里小口小口地吃，他想起早上的糖粥茶蛋，想起家门口的豆浆油条，想起成衣店的掌柜一边量身一边对他说：“北平冷，先生多穿点。”

他还说：“能做什么，就做点什么吧。”

见机行事，尽力而为，四面是敌，唯有如此。

可是，阿诚想，我们都没有救下飞机上的那个人。

而北平之行才刚刚开始。

车行的司机呛了口风，一边咳嗽一边道：“这两位先生是真饿了，吃得这香，爷们刚拉了一大泡，看你们吃又饿啦！”

娄明海办完手续从饭店里出来，把那人骂走了。

阿诚跟在明楼后面，走进灯火辉煌的六国饭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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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机上的事下章说。

死的是抗日者，行刺不成反被杀了。这里面有猫腻，跟日本人有关，所以草草了事了。

写到北平，我感觉我的画风都变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