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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了一个……奇怪的东西……

有云的……现实向……

6600字，给自己跪了……

番外、无声

 

下午五点四十八分，天色灰白，阴沉欲雨。

阿诚从三楼的阳台纵身跃下。

这里是浙江路苏州河边的一条僻静弄堂，后面是不通的，最里面有个废弃的老虎灶，一个汤罐孤零零地歪在上面，里面塞满了垃圾。地上有不少干透了的落叶，但阿诚落在上面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他的云接住了他。

膝盖磕在云上，带来双重的钝痛，楼不算高，三层约等于寻常的两层半，但他的骨头毕竟还是太硬了。小风吹过地面，枯叶打着旋儿往大街上去，有些落在了云上。阿诚站起来抖了抖自己的云，也往外面走。

身后的人确定甩掉了，到人流中的时候，他又是一个寻常的职员了。

像是比平常下班早些，月初手头宽裕，正好给女朋友买些点心。从西饼店出来，一辆黄包车停在身边，车夫向他招呼着：“先生去哪？”

阿诚犹豫了一下，上了车。

街上踩着云的人很少，那样毕竟太慢了，多数还是靠自己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走。车夫的云负在背上，随着动作一上一下，他跑得很快，但不太稳，脑后不断沁出汗珠，后背很快就湿了一片。

转过一个街角，他忽然一个踉跄跪倒在地，车子差点翻到一边，撞上纸烟店的招牌。

“干什么呢！”有人骂骂咧咧地从店里出来。

阿诚跳下车，上前去搀车夫，蹭到湿漉漉的云，沾了一手红。

他没忘了把车里的箱子拎出来。

不远处突然炸开一声巨响，纸烟店的招牌像是晃了一晃。

店老板又骂了一声。

 

“抓人啦！”

叫声尖锐，但几乎是在出口的瞬间就被捂回嘴里，明楼只听到了一个短音。

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发生，他不用听就知道。

前边的整条街几乎被清空了，只有他乘坐的汽车没有减速，一直驶出了76号众人的视线范围。司机从车内后视镜看到明楼在闭目养神，一个字也不敢说。

车到码头，梁仲春上来迎，多嘴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不见阿诚兄弟？”

明楼打量了他一阵，说：“他在哪里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梁仲春打了个哆嗦。

他是真不知道。今晚有货要出，阿诚答应了要来，但现在还没到时候。

日商的新南京轮泊在江边，离开船还有半个小时，脚夫正急急忙忙往上面搬运货物。检查已经开始，乘客排了一队，等待放行。日本宪兵来回巡视，当他们往人群中来时，还算笔直的队伍就会弯出一个不太明显的弧度。 

人们下意识地想往旁边退，但不敢退远。云挨挨挤挤的，和衣服的颜色连成一片。穿红的白的也有，但远看都是乌压压的，天色渐晚，越发看不清楚了。

梁仲春小心翼翼道：“明长官？”

“例行视察，”明楼说，“没你的事。”

几个海关的人跟上来，梁仲春讪讪地跟在后面，不远不近。

明楼上了船。

船上餐厅开了火，飘出一点油腻腻的香味，几个日本人正在吃饭，先被放上来的旅客里有人捏着张钞票进去，又被赶了出来。

“八格牙路！”他学日本人的声音小声骂了回去，又在地上啐了一口。

差一点啐到明楼的云上。

 

阿诚换了行头，排在队伍的后半段。

他提一只旧箱子，穿一身灰布工装，袖子挽起来，露出好看的手腕。

“手指真长。”旁边有人小声说。

检查人员问他干什么的，阿诚笑了一笑，说：“印厂里排字的。”手腕内侧有一块油墨，他一手去接验看过的船票，一手在裤子上蹭了一蹭。

“先生，您识字吗？”旁边的人看他面善，犹豫着小声问道。

“认识的，”阿诚说，“太太要问什么？”

看起来眼神不太好的中年女子掏出一封信，指着上面的字问：“说是给我家那位的，您帮我看看，这上面写的是谁？”

阿诚接过来，在傍晚暗淡的天光里告诉她：“贝当路1000号，季肇君收。”

“是给我家那位的，”女人叹息一声，“送到我这里来了。”

阿诚随口道：“那是送对了。”

“短命鬼，他去年就死啦。”女人摇摇手，信没拿住，掉了下来。

阿诚的云接住了信，女人跟他道了谢。

队伍缓慢前进，轮到阿诚，他被催促着打开了箱子。里面有几件旧衣，一包点心，一盒零散铅字。字口不清，边缘磨损，已经不能用了。“这是可以卖的。”阿诚说。

“偷的吗？”检查的人尖声说。

“厂里的废料，”阿诚嗫嚅着，“大家都拿的……”

“穷鬼。”那人挥手，让他过去了。

阿诚上了船，掏出一支烟点上。

天黑下来，烟头一点红，船上的灯亮得晃眼。

 

明楼是有资格陪他们日本优等人种一桌吃饭的，但他一点也不饿。

梁仲春来时吃过，跟着上船转了一圈，留了人保证明楼的安全，自己又下去了。海关的事不归他管，他也不想在明楼跟前碍眼。

例行视察不会太久，做个样子罢了，没有人真当回事。除了一些日商代表，船上也没什么重要人物，明楼同他们寒暄了几句，等海关人员抽查完货物，就可以离开。

距离开船还有十五分钟，乘客都上来了。多数人进舱去放行李，也有人在甲板上盘桓，几个女学生在唱离别的歌，声音并不太大，勉强能听清。

“长亭风笛数声催，与君新别离……东西无定似鸿飞，莫辞酒一杯……”

“明先生喝酒吗？”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商人提着酒瓶过来，被明楼婉拒了。

“莫辞酒一杯，”日本人醉得说话有些颠倒，“一杯又一杯哈哈哈哈哈！”

女学生们立在甲板上，手拉着手唱，她们拿的是租界工部局的出境许可，有穿狗皮的上去说了两句混话，没敢多纠缠。

“岁月去如流，又是残年风雪候……”

这句出口的时候，一些细细的雨丝从天空中落下来了。

海关的人准备下船，明楼回身，环视了一下整个甲板。

天彻底黑了，连那些学生在内，许多踩着白云的人不再扎眼，他们从头到脚都被灯光染成了金色。离歌唱完，甲板上莫名地安静下来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小孩都不哭了。

人们听到了清晰的水声和微弱的呼救声。

“来人啊！有人落水啦！”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嗓子，“救人啊！”

 

没有人动，阿诚也不能动。

海关和76号的人都认识他。

有个日本船员说了一句：“把尸体弄远点，不要绞在马达里。”他是用日语说的，好些人没听懂，也有好些人听懂了。

落水的人还在呼救，他还没有死，船上一个唱歌的女学生紧抿着唇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“别去！”她的同伴扯住她，“你不会水！”

“这位大哥，”她抓住一个男子问，“你会水吗？”

那人摇头。很多人都在摇头。

阿诚站得远，本来一时问不到他，但所有的人都在一边摇头一边用目光询问着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那些踩着白云的人。

阿诚往船舷处挪了一步。

海关和76号的人在这时围到明楼身边，看样子是在接受问话，见他们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这里，阿诚脱了鞋子和外套，纵身一跃，跳到了江里。

甲板上人声嗡嗡，女学生靠在同伴身上，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滚了出来。

与此同时，阿诚砸在江面上。

所幸小型客轮离水不远，他又有云作为缓冲，只是脸上被水打得有些痛，游泳倒是不在话下，很快就抓住了那人。在附近的一艘小艇见状划了过来，帮他把人弄到了艇上。那是码头工人为了捞起落水货物备下的小艇，之前在远处，听到呼救就一直往这边赶，正好赶上了。

阿诚手扶着小艇的边缘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水。

获救之人下意识地到处找寻：“我的箱子……箱子！”

艇上的工人叹了一句：“要钱不要命。”

 

明楼听完了汇报。

这艘船上一切正常，没有可疑人物，没有可疑货物，因为有长官来视察不好明目张胆揩油，几个人兴致都不是太高。

明楼皱了下眉，又问：“那边是怎么回事？”

76号的一个人说：“好像是吃饭不给钱，打起来，被扔下去了。”

另一个人附和道：“这些穷鬼，一顿饭钱都没，船票都不晓得是不是正路来的。”

明楼说：“让日本人解决，别搀和。”

几个人都点头，能把人直接往长江里扔的定是日本船员，只要没出大事，他们不会参与。很快就要开船了，被捞上来的人和去救他的人浑身湿透，拎着湿淋淋的箱子，正喘着气上岸，往船上走。

他们的云垂在地上，又蹭了许多尘土，一路都在往下滴脏水。守在入口的船员一脸厌恶，但是不想耽误开船，更兼一船人都在看着，还是放他们上去了。

身后汽笛长鸣，明楼头也不回地下了船，往码头上的货仓走去。梁仲春正翘着脚坐在那边胡耗时候，见明楼过去，立马站了起来。

“没你的事。”明楼挥了挥手。

梁仲春连忙闪开，心道这叫没我的事？明明是我在哪儿您往哪儿，就是看我不顺眼吧。溜达了两圈后他心念一转，又想莫不是这位知道阿诚等会儿过来跑私活，先来盯着，等着抓兔子呢？

梁仲春连人带云抖了一下。

希望阿诚兄弟这个手长脚长的兔子，跑得快一点。

 

阿诚带着人上船，先前甲板上的人暗自松了一口气，似是怕人问起自己为何不做声不帮忙，都匆忙四散开去。

船未起锚离岸，乘客多未安顿下来，还是闹哄哄的。头等舱里居然有人已经开始抹牌叫局，船上惯有做这般生意的姑娘，卖酒卖吃食的也都涌了进去。中间有几个跟着洋人吃宗教饭的，胸前挂着挺大的十字架，有人呷了一口酒，啧啧叹道：“玛丽亚长得如此标致，比那小春红还要水灵。”

更多的人哄笑起来。

阿诚在喧闹声里拧着云上的水，然后穿鞋，穿衣服。

被他救起的人一屁股坐在甲板上，守着他的箱子喘粗气，先前那个女学生往这边看了一看，还是被同伴拉到船舱里去了。

阿诚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那人答：“我买一碗蛋炒饭吃，给了十元，他们不给我找钱。”

然后就打起来了，日籍的低等船员伙同打零工的流氓把他往水里扔，若不是赶在开船之前不少人看见，扔了也就扔了。

“不要钱他们就能停手了吧，”那人翻来覆去地念，“要是不要钱就好了……那可是十块钱呢，十块钱啊……”

阿诚打开自己的箱子，从旧衣服里抽出一卷钞票，抽出十块钱塞在他手里。

那人愣住了，先是感谢，继而摸遍全身，琢磨着钱应该藏在哪里。

阿诚把换下来的湿衣服塞回箱子里，站起身来问：“你要热水吗？”

那人还在找藏钱的地方，顾不上回他。

 

明楼坐在仓库门口，梁仲春又被他叫了回来，立在一旁。

这次问的是旁的事。

“来时路上在抓人，”明楼说，“这事你知道么？”

梁仲春连忙回：“知道知道。汪处长截获了消息，说有共党托人买了电台和手摇式发电机，准备雇车到浙江路苏州河边，由小船转运，再趁夜偷偷运出去。”

明楼问：“人抓到了么？”

梁仲春斟酌着语气道：“听说……正在抓。”

“听说是什么意思？”明楼问，“你是76号一把手，抓没抓到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

“明长官，这是汪处长负责的事，”梁仲春垂首道，“若是抓着了人，自然是她的功劳。”

明楼哼了一声：“若是抓不到呢？”

“那自然……自然……”梁仲春打起了哈哈。

“今日出港的船你也看见了，什么线索都没有，”明楼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，“共党在哪里？”

梁仲春连忙道：“苏州河边都有人守着，共党看到了，怕是不敢再行动了。不过听汪处长说，已经打伤了一个共党，他应该跑不远。”

“打草惊蛇！”明楼站了起来，指着梁仲春的鼻子道，“梁处长啊，有些人想要立功，未免太过着急了些！”

梁仲春的腰都快弯到云里，脸绷着，心里却有些高兴。

无功无过，真未必是件坏事。

总比有些人急于求成，却把事情搞砸了要好。

 

阿诚去茶房要热水，生炉子的老头给了他一块手巾。

“喝，喝！”老人有些残疾，说不清楚话，只能发几个模糊的音。

阿诚用那条看不出原色的光板手巾擦干了头发，给了老人一点零钱。他站在茶房门口喝热水，看人来来去去，不一会儿功夫，外面又闹起来了。

有个女人一直在哭，众人围着，指指点点。

阿诚走过去，那女人看见他，一下子就扑了过来。“先生！先生您帮帮我！”她哭道，“先生我该怎么办呀？”

正是在排队时请阿诚看信的女人。

“先生，我的信丢了！”她哭得快喘不过气，“我的信丢了呀！这可怎么办！”

旁边有人劝道：“这位太太，一封信而已，丢了就丢了吧。”

阿诚也说：“是呀，您别哭坏了身子。”

“那不是普通的信啊，”女人坐在地上，捶胸顿足，“那是写给我家死鬼的信，里面说别人欠了他一大笔钱，没有这信，我下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！”

旁边人看她穿得寒素，都觉这是痴人说梦。阿诚却像是信了，连声问：“那怎么办呀？是不是掉在哪里了？”

女人说：“一定是排队的时候掉了！这可怎么办，就要开船了呀！我腿脚不好，赶不上啊！”

阿诚看她哭得可怜，安慰道：“我跑得快，下去找找看。”说完转身就跑，一朵雪白的云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，汽笛又叫了一声，船要起锚了。

“赶不上的。”有人说。

“是呀，赶不上的。”别人也都这么说。

船果然离了岸边，往江里去了，岸上的云越来越小，女人又哭了两声，围观的人渐渐散了。有人说哪来这么一笔钱，看那女的也不像有钱的啊，别是骗子。又有人说那年轻人定是贪图钱财，听到有钱就坐不住了。

也有人说不是的，你看他的云。

对呀，他的云是白的。云这么白，一定不是个坏人。

那也不一定呀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有的人做了大汉奸，云还是白的呐！

可不是，知云知面不知心呀！

女学生站出来说不是，他刚刚才救了人呢！

茶房烧灶的老人附和道，是，是！

先前议论的人惭愧道，是啊，是个好人，说完上前，把地上的女人搀了起来。

 

梁仲春的弦不用绷到最后，明楼走得比他设想的要早。现在一切无事，只等阿诚过来，替他送走新的一船金水果了。这样想着，他有点轻松地哼起了小调。

而明楼离开码头，坐车回家，换了一身衣服。

去老酒店不能穿西装，太扎眼，他换了一身长衫，瞧着是个读书人模样。

读书人喝酒也斯文，小半晌才喝了一盅。

店里没什么生意，老板和老板娘在吵架。一个说：“看你就生气，气得吃不下饭。”另一个回：“我也是，什么都吃不下啦！”

他俩吵了一个多钟头，最后还是各自吃了各自的三碗饭。

明楼喝了第二盅酒，阿诚还是没有来。这里是距离码头最近的落脚地点，老板夫妇也不知道这位客人的身份，只当他是个普通的自己人。

但自己人没有等到另一个自己人。

街上又响起了枪声，明楼没有抹头油，一缕额发落了下来，云是洁白而软的，人也装作被吓得说不出话。正好有新客人进店，看了他一眼，一边走一边议论着。

“你听说了吗？”一个说，“白天有人被打伤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受伤的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另一个问，“是汉奸，还是爱国的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”先一个摇头，“说不定是一个过路人。”

街上枪声愈疾，明楼皱起了眉。

 

阿诚把箱子丢在街边显眼处，自己左转右转，一直往小弄堂里钻。他才离船片刻，附近的警戒突然加强，大约是汪曼春抓不到人，开始发狠了。

他一只手插在兜里，抚摸着信封的表面。

纸张不太好，又旧，表面有点毛毛的，正是写着“贝当路1000号，季肇君收”的那一封，这并不是一封普通的信，因为贝当路没有1000号。

党组织的重要情报经常会采用断号投递的方式，故意写上无法投递的地址门牌号，通过邮局的内部人员分拣出来，再送到该送的地方去。

由于接信的一方出了事，这一封无法转走，已经耽搁了十多天。

阿诚是今天早上突然接到转送任务的，如果不是无法可想，大约也不会找到他这里。

而运送电台和发电机的任务也定在今天。

按照计划，东西应该由黄包车运到苏州河边，交给早就等候在那里的小艇，再将小艇划到今晚出港的客轮附近，借由搬运工人的身份掩护，待稽查的宪兵和海关人员离船后，在开船前的空隙里，找机会偷偷运上船，送到无锡。

没想到黄包车还没到苏州河边，就走漏了消息。

车夫中枪之后，撑着最后一口气避开敌人，找到了阿诚。在河边等待的小艇只能退走，逡巡在客轮附近，随时待命。

阿诚携了一只外形相同的箱子，乔装排在了等候上船的队伍里。

检查太严格，东西不可能直接带上去。他只能想办法在码头附近和等候的小艇接上头，先放在那上面。

接下来，就是演一出戏了。

他和负责接东西的同志，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。

随后阿诚离船，所有的路都不太好走，但他带着情报，必须马上离开。

又拐过一个街角的时候，忽然有人拦在面前：“站住！别跑！”

阿诚已经先一步上前夺下了他的枪，他们在黑暗的小巷里滚成一团。雪亮的匕首反射出月亮微弱的光，在长久的喘息声后掉落在地。

云接住了刀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 

明楼在老酒店里等到阿诚。

他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”

阿诚把一个纸包放在桌子上，笑着说：“胆子不大，怎么走夜路。”

明楼又问：“是什么点心？”

“奶油饼干，蝴蝶酥，”阿诚一边拆包装一边说，“碎了不少。”

明楼哼了一声。

“等久了，”阿诚说，“大哥饿了吧？”

明楼想到老板和老板娘的吵架，一个说我看到你就生气，气得吃不下饭，另一个说是啊，我也吃不下。但他和阿诚就着残酒，把碎掉的点心都吃掉了。

有些细小的饼干渣落在云里，和血的味道混在一起。明楼请老板锁了门，再烫一壶白酒来，阿诚脱下外衣，让他擦拭胳膊上长长的一道伤口。

“在关节处，好得慢。”明楼说。

阿诚垂了眼说：“没救下来。”

明楼握了握他的手。

阿诚想起船上学生们唱的歌：“长亭风笛数声催，与君新别离……东西无定似鸿飞，莫辞酒一杯……岁月去如流，又是残年风雪候……”

他在心里默默唱了起来。头顶电灯闪了几下，灭了，老板说最近总是停电，点了一根蜡烛送过来。点燃蜡烛的火柴被随便丢在地上，落进云里，火已经熄了，但他们都感受到了那种滚烫的温度。

两个人相对沉默，疼痛于是更清晰地泛了上来。

 

这一天他们的云接住了很多东西。

那不是他们接住的最滚烫的，最柔软的，最危险的，最锋利的，和最艰难的。

对他们来说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。

那也不是他们最后失去的。

但却是他们始终不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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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觉得写得有点奇怪，但又很想这么写。

其实就是想写写群像，尝试了一下新的风格，可能不是特别成功。

断号投递的方法《红色》里出现过类似的，也是实际工作中地下党人确实用过的，收信人和地址也用了历史上真实使用过的，运电台的方式（黄包车-苏州河边的小船-客轮）也确实有的，都来自上海邮电交通史料。

又，文里的离歌来自张资平1932年的小说《上帝的儿女们》。

汉奸还是爱国的那句，化用了于伶《长夜行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