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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伪装者][楼诚] 严霜不杀(三十七)

楼诚北平N日,相关解释见第一章及文后说明。(对我算了算发现不只7天了…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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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印调


 

三十七、

 

周佛海要求明楼即日回沪。

青岛会谈结束,组建中央政府迫在眉睫,汪精卫踌躇满志,要先召回这些得力干将。明日北平往上海没有合适的飞机,他们需先走铁路到天津,再乘飞机回沪,时间很紧,上午杉本庆一的追悼会后立即出发。

明楼说完“承蒙周先生看重”,挂了电话,厅里没散的人听见,又有人张罗着要给他送行了。明楼一一婉拒,就有人调笑道:“推了要后悔的,我们带您去的可不是一般的地方。”

“明楼老弟是个君子,”陈静斋笑道,“你们别胡搅。”

“君子?”旁人也笑,“君子可是绝种了的,今天让我看见一个!”

明楼同他们应付了一阵,实在烦了,找借口回房休息,往床上一躺便觉得倦了,于是小憩了一会儿。阿诚在外间走来走去收拾东西,脚步声又轻又快。

“来了几天了?”过了一阵,明楼忽然问。

“没睡?”阿诚看了他一眼,居然一时没答出来,想了想道,“今天是整十天了。”

“回家就快过年了。”明楼说。

“腊月二十三,”明诚说,“明天过小年了。”

“今天就是北平的小年了,”明楼道,“听说家家户户都要包饺子吃。”

说完,两个人就一起沉默了。

他们都想起了前天吃的那顿饺子,想起沙沙的雪珠子敲在玻璃窗上,想起蓝色的庭院、温暖的炉火和顶棚上一轮晕红的月亮,也想起孔先生屋檐下一只只装满雪的瓦盆,他说开春了要种一盆菖蒲,那些盆里大约也都会有花。

“大哥。”明诚说。

明楼似乎知道他想说什么,开口道:“出去走走。”

拉洋车的不敢在六国饭店门口等,都守在街对面,他们上了其中两辆,沿着护城河逛了一圈。近晚时风又起来了,天是一种苍白的颜色,故宫角楼顶上未化的雪仿佛与天相齐,河面冻得硬邦邦的,上面丢着一些纸烟盒、破布片与酸梅汤的瓶子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小年,河上没有采冰的人。

但建筑的轮廓依然是好看的。

这座城是好看的。

一队骆驼扛着煤包从景山前面缓缓经过,风更大了,但拉车的人和骆驼一样,都在沉稳而沉默地前行着,仿佛他们全都来自玄冰载途的塞外,走过很多路,也从不悲嘶或是长鸣。

“太冷了。”阿诚想。

要先去生一把火。

一开始也许不会很旺,但渐渐会变成金红色的火苗,稳定而持续地燃烧起来。然后就可以和知己的朋友们坐在一起,生炉子,烧一锅水,吃饭,喝酒,抄书,聊天,抽烟。他曾在更北边也更寒冷的异国做过这样的事,也似乎在儿时的梦里见过。

“先生,”拉车的忽然说,“沙滩到了。”

 

北平人说“沙滩”这个地名时,是一定要加儿化音的,“沙滩儿”,听着很亲切。拉车的对这一带也很熟悉,北大的学生们虽然大多比辅仁的穷,但坐得起洋车的人也不算少,何况还有那些大先生们。

不过那都是前几年的事。

日本人占了北平,占了红楼,把学校改成监狱,街对面的铺子基本都关了,也没个吃饭的地方。街上极冷清,却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阵唱戏的声音,细听下来,居然是金少山、谭富英的《捉放曹》。日本人严查无线电,普通人家是不敢留收音机的,大约是哪个便衣在听吧。

明楼和阿诚没下车,在街角遥遥地往红楼看了一眼。

没什么好看的。

于是继续坐车在城里游逛,可惜天色不好,城阙都有些乌突突的。天黑下来的时候又到了五光十色的王府井大街,一时竟有些恍惚之感,仿佛是回到了上海。两人多给了车夫一些钱,随便寻了个馆子,点了一碟爆三样,一碟乾隆白菜,一碟素馅儿饺子,吃到一半,彼此都有些心照不宣的感慨。

只是想再看看这座城罢。

也不会像戏文里一样发些风云气少,儿女情多的议论,能做的不能说,能说的又本来太少,能做的也不多。

他们喝了一点酒,把身子暖和起来就相伴走回酒店去了。这时风已经很大,从天边刮来许多面粉一样的黑的泥沙,和街边被扬起来的雪渣一起,扑到头上脸上,回去漱口时,吐出来的水都是黑的。

“春天风沙还要更大呢。”明楼说。

在没人看到的阴影里,他把自己的长围巾分了一半,绕在阿诚脖子上。两个人紧紧贴着,有些笨拙地走了很短暂的一小段路。

 

回酒店时大约晚上八点。

下午就收拾好的行李放在床脚,咖啡喝了一半,阿诚半跪在床前,在纸上跟明楼画路线图,中间觉得累了,起来伸了一下腰。明楼靠在床上,捧着一只小碗,用勺子吃他们的最后一只冻柿子。

因为太凉,阿诚只给他剩了一口,其余的柿子都分给路边的小孩子了。

这天晚上,两个人依旧睡得很迟,明日追悼会后他们要和陈则民一起上路,回程恐怕还有事做。

“杀陈则民”是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,上火车之后,到天津之前,这是最后的下手机会。

黄莺跟陈则民一道走,她是受过训练的,对付起来稍微有些麻烦,最难的是怎么在日本人控制的铁路上行事。而且经过这几日,陈则民对他们戒心很重,恐怕连近身的机会都很难得。考虑到这一趟完成的其他更重要的任务,他们须得好好地回去,这一次如果没有完全的把握,刺杀的事就要做两手准备。

在北平的最后一夜是很平静的。

他们有条不紊地做着应该做的事情,谈论铁路,谈论要经过的每一个地方,在烧掉那张照片之前,只谈了一两句孔先生。

彼此俱是过目不忘又十分敏锐的人,借宿过的那间屋子里的细节记得十之八九,柜子里有阴丹士林布的旗袍、月白色的竹布褂和黑裙子,桌上有女学生喜欢的小玩意儿,好像住在屋里的姑娘不久就会回来。

如果相框没有碰巧摔在地上,明楼不会看到照片背后有两枚印章。

一枚是“北平源记照相馆”,另一枚是一个字。

一个蓝色的“奠”字。

上海、南京、北平,十天,三座城,竟是由这样一个字串起来的。南京的老裁缝指给明楼看儿孙照片背后的信息时,在北平源记照相馆接头翻看各色纪念章时,匆忙撤出孔先生家不小心碰掉相框时,这个字,算起来明楼一共看过三次了。

只有纪念亡者的人,才会在照片背面印上一个“奠”字,也许不能明示于人前,却压在心上,从未敢忘。

孔先生像个真正的侦探,他写过许多故事,心思最细,知道应该把屋子布置成什么样子,也知道该怎样制造人生活在里面的痕迹。他说包饺子就是为了妹妹学的,他又说“我一个人,不用养活谁”。

他还一眼就看出阿诚是“好人家的孩子”,说他和自己妹妹一般年纪。

那时阿诚戴着他给的手套,没有想过日后还能相遇。

这些一般年纪的,还年轻或者已经不太年轻的人们,有些人不见了,留下的人就带着他们一起走。

外面的风还在刮,玻璃窗外黑如浓墨。这里是北平,可惜是万家墨面、大夜弥天的北平,是明天他们就要离开,来不及做许多事,更来不及救人的北平。

也幸好是这样大的,有风雨和故人的北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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